劳荣枝的拘留通知书。王翀鹏程摄
案件众多疑点待解
“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劳荣枝杀人。”庭审前两天，劳声桥对新京报记者说。
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阶段，公诉人、辩护人对劳荣枝进行询问，对案件细节进行了举证和质证，根据劳荣枝的回忆和公诉人出示的证据，二十多年前，几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再次重现。
首先是1996年夏天发生在南昌的熊启义全家灭门案。公诉人从共谋坐台、抢劫、踩点等八个方面出示了多项证据，其中包括证人证言、当年法子英的供述、现场勘查、检验报告等。但除了劳荣枝落网后的供述外，大多数证据也曾在1999年用以指控法子英。
据劳荣枝回忆，当年她化名“陈佳”，通过坐台认识了被害人熊启义。她辩称，约熊启义出去是想让他为自己买衣服。但当地天气炎热，熊启义承诺送她一部空调，她才把熊启义带回出租屋。
劳荣枝称，当时她已经和法子英分手。但案发当天，法子英突然闯进出租屋，和熊启义发生剧烈争吵，还用一把长刀威胁她和熊。为了不激怒法子英，劳荣枝绑住了熊。因此不存在“合谋”一说。
但公诉人提出，熊家的邻居曾表示，案发前自家的电话线被剪断，且劳荣枝也供述过，剪断电话线的主意是她建议的。
后来，劳荣枝和法子英拿钥匙去熊启义家认门，杀害熊启义后，于当天凌晨再次潜入他家抢劫，杀害了熊的妻女。
“熊的妻子给钱了吗？”公诉人问。
“我后悔。”劳荣枝说。公诉人又问了一遍，并提醒劳荣枝正面回答问题。劳荣枝回答，“所以说我错了。”
劳荣枝坚称，法子英让她拿些财物就离开熊家，当时熊的妻女还躺在床上，法子英坐在床边。“我没想过他会杀人。”劳荣枝说。她还曾问过熊启义的情况，法子英说已经放了。这个说法和当年法子英的供述基本一致。
劳荣枝的辩护律师认为，熊案是法子英主导实施的，没有证据证明劳荣枝参与了杀人。
作案后，他们返回九江，把抢劫来的现金和手表留给法子英的二姐和妈妈，二人在法家住了几天后离开。
但由于案件已经时间久远，当事人多已遭到杀害，许多人证、物证已经无从查证，比如合肥案中关人的铁笼和几起案件中的凶器已经不在，且法子英落网后对犯案过程先后做出过不同版本的供述，因此目前，劳荣枝案仍有许多疑点找不到答案。
在温州、常州和合肥发生的三起案件中，劳荣枝也只承认协助、配合了法子英犯案，没有参与杀人，坚称协助也是被强迫的。但公诉人多次提到，有证据证明二人作案时属于分工合作，不存在胁迫。
比如常州的绑架、抢劫案中，受害者刘华——法、劳四起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曾说，他被绑架期间，听见劳荣枝对法子英说，我去取钱，如果一个小时没回来，你就把他杀了逃走。法子英说好。
还有合肥案。当年，劳荣枝利用坐台小姐的身份骗殷建华到出租屋，将其关进事先准备好的铁笼里，逼他掏钱。
劳荣枝说，把殷建华关起来前，她还帮忙把笼子从次卧搬到了主卧。“对不起，如果殷建华的家人听到可能会受不了。”劳荣枝说。
案件讯问期间，公诉人问劳荣枝，法子英怎么想到买狗笼。劳荣枝说，她后来知道，法子英是从一档法制节目中获得了启发，模仿别人犯罪。
为了吓唬殷建华，当年法子英随机找了小木匠陆中明，当着殷的面将其杀害，并冻在冰柜里。劳荣枝称她也没有杀害殷建华和陆中明。但检方认为，法、劳二人是合作关系，且劳荣枝物色对象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法子英落网后也曾供述过，他去殷家取钱之前嘱咐劳荣枝把殷建华杀了。不过他很快翻供了，改口称殷建华是自己杀的。
“相由心生，我很想把口罩摘下来给大家看。”劳荣枝急着解释。
对温州案举证期间，公诉人当庭宣读了当年的证人证言，证词指向劳荣枝参与了对两名女子的抢劫。
“我不愿做的，我的尖叫声比两个小妹妹还大。”劳荣枝说。
庭审结束后，劳荣枝姐姐拦住法援律师的车，她认为此前劳荣枝拒绝家人请律师不是她的本意。王翀鹏程摄
受害人律师质疑劳荣枝“卖惨”
劳荣枝描述自己是一个“心智停留在21岁的人”，极其简单、依赖别人。连出去租房都会被别人骗钱。“你们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不逃跑，我那时候太单纯了。”后面，她又提到，当初被法子英胁迫犯案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警方求助。
“法子英是如何胁迫你的？”劳荣枝的辩护律师在询问环节提问。但马上因“有诱导性”遭到了公诉人的反对，问题改为“这些年和法子英是如何相处的？”
劳荣枝在庭上控诉法子英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严重伤害。之后的庭审中，她反复诉说这段悲惨遭遇。
劳荣枝说，法子英起初对她不错，每次见面都给她带点小礼物，比如糖果之类的。刚出去时帮她洗衣做饭。但没多久他就露出“真面目”。
她形容法子英是“扭曲”、“残暴”的人。她回忆，法子英强迫她发生关系，即使在她打胎、小产当天也不顾她的身体状况；他不允许别的男人对劳荣枝好，多说几句话就要被法子英打骂；在重庆时，法子英出去打麻将时会把她锁在家里，还经常对她施暴，大喊大叫，掐她的脖子，用拳头打她的头。她的头骨都凹陷一块，腿上也常年是淤青的。
“我就是他搞钱和性欲工具。”劳荣枝总结。后来，她对公诉人说，看到法子英被抓时觉得为民除害了。
这点大概是劳荣枝家属也没想到的。去年，二哥劳声桥曾对媒体猜测，法子英应该很爱劳荣枝，因为他们条件太悬殊，法子英肯定十分珍惜妹妹。
劳荣枝在庭审中多次声明自己在法子英的威胁下犯案。“如果这些受害者还活着，他们可以给我作证，我没伤害他们。”劳荣枝说。她几次在庭上提出要求测谎，审判员告诉她，测谎结果不能用作证据，不允准她的请求。
下午四点二十分，法庭对法、劳在合肥犯下的案件进行举证、质证。劳荣枝好像有些累了，说话显得有气无力，也不再极力辩解，“我劝过他不要犯罪，劝不动。”说完，开始掉眼泪。
12月20日，受害者家属朱大红和律师到达南昌。王翀鹏程摄
1999年，合肥案是劳荣枝和法子英共同实施的最后一起案件。朱大红的丈夫陆中明就是死于那起案件。
庭审中，坐在公诉人身后的朱大红一直面无表情，偶尔低着头。听到陆中明的案件时，她坐直了。陆中明遇害之后，朱大红一个人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老人，生活过得艰苦。但1999年法子英伏法时没有积蓄，她至今未获得赔偿。
朱大红的代理律师刘静洁对媒体表示，劳荣枝在庭审上的供述与此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有出入，“有避重就轻的嫌疑。”
在庭上，刘静洁问劳荣枝，你说你被法子英胁迫，当时你成年了吗？劳荣枝说是，我想赎罪。刘静洁接着问，这20年你有积蓄吗？你愿意赔偿受害人家属吗？你怎么赔偿？劳荣枝说愿意赔偿，但只有3万块，会尽其所有赔偿。
刘静洁认为，劳荣枝在庭上“卖惨”。“当年法子英的钱都被劳荣枝卷走了，不是她对被害人说一句‘对不起’就能免除处罚的。”
